如果疫情再次大规模爆发

人工智能在法律职业中的应用现状

下面举三个美国的例子来说明人工智能在法律职业中的现有应用现状。

第一个是电子取证。这里的“取证”不是狭义的诉讼过程中的取证，而是包括诉讼和交易环节的对事实素材的整理和相关性分析，是广义的取证。现在大量的交易是在网上完成的，有大量的交易记录，像这样的东西都属于电子取证，都是人工智能产品需要去分析的对象。非诉业务当中也要保存大量的事实，以帮助完成报税、合规审查、上市准备、商业谈判、交易等工作。这种工作在美国已经有非常成熟的产品，有一家叫Brainspace的公司所开发的产品Discovery就可以帮助当事人完成对事实素材的整理。以前一个大企业想完成一年的报税往往需要很大的团队，花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够完成相关数据的整理，但是如果利用Discovery这样的人工智能产品就可以在一两天的时间内把所有的数据整理出来。最新一代的产品Discovery 54还增加了中文、日文和韩文等多种东方语言的阅读功能，从而大大提高了跨国法律业务当中的取证能力。随着自然语言处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NLP)技术的发展，这个领域的产品可以覆盖的语言种类也会越来越多。

第二个是诉讼管理。美国Casetext公司专门开发的案件分析研究助理(Case Analysis Research Assistant，CARA)，可以帮助律师和企业法律顾问完成从案例法规分析到陪审员的选择直到法庭辩论文书生成等一系列任务。其最终出来的产品就是一份正式的法律文书，律师或者公司法人代表拿到这样的文书，就可以直接出庭应诉或者完成一项交易。这样的产品不仅在美国越来越多，在中国也会越来越多。

此外，更加著名的就是前文提到的基于IBM Watson平台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ROSS。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进行法律研究(legal research)。法律研究不是指学术研究，而是指所有的法律职业人士都必须做的法条、司法解释、判例的搜索和研读工作。无论从事的是诉讼业务还是非讼业务，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研究法条和判例，从而形成相应的“诉讼策略”或“交易策略”。法律研究是传统律师业务中最耗费工时的工作。据说，ROSS系统可以替代目前美国律师70%的法律研究工作，而且准确率高达90%以上，远远高于顶尖法学院毕业生从事同类工作的准确率。

当然，目前主要由律所合伙人从事的人际沟通工作和法官的判断工作还无法被机器所取代。但这里的“无法”不是指技术上不可能，而是指我们人类还不能够放心让机器去代替我们作判断。如果我们放心，实际上机器人可能比人类法官更加准确、更加公正，因为它不带有人类的感情。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名言：“法律是摒除了激情的理性!”但是，任何人类的决策者都不可能完全摒除情感，机器显然比人类更能够做到不带情感地去作判断。所以如果放心让机器人去当法官，它是可以胜任的，在技术上也是可以实现的。此外，还有一个责任问题，即如果机器人作了判断，那到底谁来承担责任?像这样的问题都使我们还“无法”把这个判断工作交给机器人。

ROSS系统不仅可以作法律研究，还可以把研究结果生成简报或者备忘录，或者律师所使用的其他文件。如果把它用到法院，直接生成判决书也没有问题。

这方面走在前面的是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贵州省高院)。贵州省高院使用上海贝格数据有限公司所开发的人工智能产品，可以做到直接生成判决书。在判决书当中需要人类去把关的部分，它会特别标注出来，法官只要对标注出来的这些部分再修改就可以了。这说明现在的人工智能系统甚至可以直接形成一个最终的判决书，这正是很多的法律人特别是目前法学生所担心的问题。显然，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很多法律人的工作。美国法学院毕业生通过律师执业资格考试后，一般都会从初级律师开始做起。经过7~10年才可能升为合伙人。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就是法律研究，也就是所谓的案头工作。以前这种工作需要大量的律师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完成，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律所购入人工智能产品，他们对从事案头工作和法律研究工作的律师的需求会越来越小。根据美国律师协会的数据，从2005年到2015年，申请法学院的人数在美国减少了40%，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同时大家也可以想象，以后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购买这样的产品，而不是聘请律师来为自己提供法律服务，这将极大地改变法律服务行业的图景。这种冲击一个是内部的，另一个是外部的。内部是律所本身会去购买人工智能产品，外部是潜在的客户也会去购买人工智能产品。这种内外夹击就会使目前大家所熟悉的律师工作的空间越来越狭小。
 

此外，自美国宣布对华为禁令后，已有超 300 家公司申请了许可，以允许它们与华为继续开展业务，其中约有三分之一获得了了许可。美国芯片公司 Intel 和 AMD 都在其中。

但需要注意的是，报道中明确提到了美国未来可能会允许厂商向华为提供芯片，也仅限于非 5G 业务。

也就是说，只要对华为 5G 手机业务有帮助，依旧是不允许的，这样看来，华为的处境依旧很艰难。

但好在早在美国禁令生效之前，华为就已经向芯片供应商大举采购，库存至少能支撑两年。

所以，对于华为来说，现在最大的问题依然是制造能力上的瓶颈。

正如任正非所说：

华为今天遇到的困难，不是依托全球化平台在战略方向上压上重兵产生突破，而是设计的先进芯片。国内的基础工业还造不出来，华为不可能又做产品，又去制造芯片。

所以，华为也已经意识到，只是设计芯片而不生产，仍无法确保其供应的安全性。它要做的始终是完成技术自主和去美化。因为只有将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华为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

而对于华为的手机业务，余承东此前在华为 Mate 40 的发布会上也表达了华为的决心：

对于华为来说，不管处境多么艰难，我们都承诺持续展开技术创新，将最佳的技术和创新带给消费者，提升人们的生活，提升大家的工作效率。我们将信守承诺。

（编辑：阜阳站长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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